主题：“大义灭亲”可以休矣!

最近，有一条新闻使我辗转反侧，一直耿耿。经过警方三十多天的全力追捕，被指连杀十人的“杀人狂魔”邱兴华落网。可贺之余，感触却頗多，如骨鲠喉，不吐不快。

警方这一次围捕邱兴华的行动是利用了亲情攻势，邱兴华的大女儿在警方的陪同下，嗓音颤抖着一道山梁一道山梁地呼喊：“爸爸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你快出来吧……”她那撕心裂肺的呼喊令人大恸。在她们家人的配合下，邱兴华在家被警方拿获。然而，可以想象的是，邱兴华被擒拿的一剎那，他亲人们的内心是何等地痛苦和愧疚!

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更何况要抓的是她们的丈夫和爸爸，情何以堪？当然，我在此无意指责陕西警方的夺情之举，因为他们有法律乃至道德基础做支持。我们现行的法律要求，无论任何人都有揭发、举报、作证的义务，且不论举报人是否是自己的亲人，如果不如实揭发检举自己的亲人，还会构成包庇罪。

既然我们的媒体大力宣传“大义灭亲”是一个公民应有的道德观和法律观。我们就来说说“大义灭亲”吧。

大义灭亲出自春秋战国时代，说的是卫国大夫石碏为国为民，不徇私情杀子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千百年来成为美谈，成为一种社会公德的范例，意在鼓励人们舍小我为大义。但是，老百姓则是普遍反对“大义灭亲”这种行为的，尤以对亲属之间互证犯罪的制度为恶。有识之士总是不断上谏要求亲不为证。所以，自春秋以降，“子为父隐，父为子隐”的法律延绵不绝，从秦汉一直到元明清，“亲亲相隐”的原则被历代所遵循，亲属有罪相隐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，如果告发亲属有罪，或者法官命令亲属作证，还可能会追究告发者或者法官的责任。“亲亲相隐”这种看似悖谬的法律规定，恰恰反映出先哲们深奥的人文底蕴和思考——对极少数犯罪人群的惩治，决不能以大多数人的良心沦丧为代价。

然而，在几千年后的今天，号称有几千年文明的国度，“亲亲相隐”的制度却告消亡。亲属不但有作证的义务，而且如果不作证则被认为是为虎作伥，构成包庇罪。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，举不枚举。就拿文革来说吧，我正好“有幸”亲历，看到了一幕幕“亲亲相告”的家庭伦理惨剧，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必须向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和他人的行为，甚至连床笫之私的话也得汇报。许多人为保自己的平安，而把自己的父母都送上了断头台，甚至连国家领导人的子女也不例外。“黑五类”必须同父母或子女划清界限，断绝关系；夫妻一方有了错误，或者有了“污点”问题，另一方必须站稳革命立场，大义灭亲。那时，整个社会笼罩在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中，人们习惯伤害别人也习惯别人伤害自己，甚至是亲人。社会普遍没有城信，没有信任，没有亲情，没有正义，没有自由，人情扭曲，道德沦丧。基本人伦关系都被严重破坏了，试问：何言大义？！何义之有？！

敝国一直以来，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视伦理的国家，家庭和谐的观念根深蒂固。但是我们的“喉舌”们却有意无意地向国民灌输大公无私、大义灭亲的理念，把追求正义与个人感情、国家大义与个人私利尖锐地对立起来，就是所谓的“法不容情”，如果不大义凛然地指证亲属犯罪，就是与法律的对抗。

现在大多数国家，包括我国港、澳、台地区都有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，即允许被告人的配偶、子女或近亲拒绝作证。

法律不能违反基本人性。法制最大特征应当使人成其为人，以人为本，使人向善，体现对人一种终极关怀。刑法是以规制人的行为为内容的，但任何一种刑法规范，只有建立在对人性的科学假设的基础上，其存在与实用才有本质上的合理性。对于强令亲人间作证的法律制度，孟德斯鸠在《论法的精神》中驳斥到：“妻子怎能告发她的丈夫呢？儿子怎能告发他的父亲呢？为了对一种罪恶行为进行报复，法律竟规定出一种更为罪恶的法律……为了保存风纪，反而破坏人性，而人性正是风纪的源泉”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以为，“大义灭亲”可以休矣！“亲亲相证”可以休矣！还人性于本能，还人伦以正常。